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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Jun

        【网络营销战略】_读中文系的人,只是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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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没有哪个专业能比“中文系”更轻松而尴尬了。学生好像每天都能生活在诗情画意中,而且,读小说、诗歌,也并不是一件需要别人教的事情,培养专业作家也并非中文系的目标。但作为一门人文课程,中文系其实有着自己存在的必要与非功利性的教育方式。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也又到了中文系专业的学生为工作头疼的时候——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即使在大学里有丰富的思想收获,但走出学校后,也无法直接把思想和内心展示在简历上。与其他专业相比,似乎也没有能在工作中直接派上用场的专业技能。在每年开学的时候,如果教授在课堂上问起,有哪些同学是第一志愿填报了中文系请举一下手,通常举手的学生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大多数人都是报考经济、金融等专业分数不够被调剂而来的。

        但中文系的存在有着自己的理由。它用文学作品影响着读者的灵魂。

        南京大学教授余斌也抱着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中文系的大多数学生。不要求他们能在本科阶段成为多么专业的研究者,只希望通过讲课的方式,做一名文学的“中介”,引导学生们多读几本小说。

        “从1990年留校任教开始,我一直在教外国文学。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我都会跟学生说,课,你们可以逃,考试能过关就无妨,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说这话没有一点矫情的成分在里面——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

        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然而,实际上做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要阅读大量的文论著作和文学史作品,还有可能涉及社会学、历史与思想哲学类著作,因为每个经典作家都拥有不同的写作观。而且,中文系的地位在文学研究中也比较尴尬,当面对外国文学时,无法直接阅读原著成为最直接的困境,因而,在文学研究中,有些时候一名外语系学生提出的观点要比阅读译本的中文系学生更直接可靠。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障碍呢?大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教授经典作品的阅读?看似诗情画意的文学研究又有哪些艰苦?

        这些构成中文系困境的问题,也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宫子

        余斌,作家,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多年讲授外国文学通识课程。文章散见于《万象》《读书》《读库》等,另著有《张爱玲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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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文系”碰到外国文学时的尴尬

        新京报:目前国内“中文系”的定位有些尴尬,尤其当涉及外国文学的时候,受专业知识与语种多样性的限制,学生们不会去阅读原文而只能阅读译本。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会导致在文学专业性上,“中文系”的学生总是落后于外文系的学生。

        余斌:中文系学生只能通过译本去读外国文学,这当然有遗憾,却是无法改变的,虽然现在学生外语水平普遍高于过去,有些中文系学生也可以读原著,但和外院的学生还是不同,阅读速度上不去,理解也有更多的障碍。但是否就可推定专业性上就一定不如外院学生,却也难说,因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并不完全等于外语水平。只是文学是语言艺术,外语是硬功夫,这道门槛令“鄙视链”的形成对中文系学生不大有利,也让他们鄙薄外院学生不擅搭理论框架时有点心虚。

        即使对外院的学生,本科阶段谈“专业性”也是一种奢求。

        新京报:是不是应该给“中文系”和“文学系”做一下区分?

        余斌:印象中国内大学中文系都已“升格”为“文学院”,只有北大还挺着,如果北大中文系也改称“文学院”,那就全部“易帜”,中国大学的“中文系”要成为历史了。民国时不少名校有文学院,和现在的文学院不是一回事,大体上应称为人文学院。南京大学一度曾有文学院之设,文、史、哲,加上外文系,但那是虚的,只有一个名头。

        现在的“文学院”是中文系的“扩展版”。中文系全称“中国语言文学系”,顾名思义,似乎没外国文学什么事。事实上,很长时间里,外国文学只是中文系“外挂”的一门课程,任课教师都在外文系,似乎只有周作人算自己人,他在北大开的“欧洲文学史”是中国最早的外国文学课程。吴宓的“西洋文学史”课则是给清华、西南大学外文系开的课,大体是英文授课。

        作为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外国文学”课程在中文系课程体系里固定下来,是1949年以后的事,不过直到“文革”,都还是外文系的老师来讲,拼盘式,多位老师分任,哪个语种就讲那个语种的文学史,古希腊语没人懂,只好由别语种的硬上。与后来不同的是,讲的是“欧洲文学史”(有统编教材)而非“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不在其内。

        古希腊时期艺术品

        中文系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了。我所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该专业的元老张月超、赵瑞蕻先生,都是外文系出身,赵先生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中文系的人,却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我读本科时,外国文学史的授课老师均来自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所以这个专业在中文系是从无到有的。

        后来又有了新的冠名,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何所取义,个中人也不甚了了。据说教育部原先定名为“比较文学”,遭反对,才加了“世界文学”的“后缀”,这里的“世界文学”大体相当于过去的“外国文学”(虽然循名责实,“世界”应包括中国在内),跟在“比较文学”后面,感觉有点“尾大不掉”。

        新京报:虽说一个人不太可能掌握所有的语种,但外语不优秀的话,还有可能继续深入研读外国文学吗?

        余斌:不管教学科研,这个专业的重心还是在“外国文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就更是如此。中文系与外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科研完全是两套人马,自然也都各自为政,形成两个系统。外文系的文学课是以语言为底子的,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则不讲究语言的门槛。

        文学是语言艺术,不通外语还研究什么外国文学?这是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人常会面临的诘问,虽然不是完全不通,有的人天分高或是下苦功,甚至下工夫,外语水平高乃至修成正果的也不是没有(中文出身,拿到比较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学位的也越来越多),但无改于总体上外语底子薄弱的事实。我自己就因外语不灵而有心理障碍,读不了原著或只是硬着头皮式勉强读一点,就不大敢写纯外国文学的论文,根据译本写点书评,或是沾上比较文学的边,才放松一点。

        新京报:那该如何看待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角色呢?

        余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的确有它的尴尬之处,其存在远不像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那么“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欧美大学的本国语言文学系均无相应的专业和课程)。它的角色,是中国文学的辅助学科,是像在外院一样,还是通识教育的性质?我也想不明白。但它在中文系有一席之地是有理由的。

        我的意思是说,它应该是完整的文学教育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其主流是以外国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为参照形成的,直到当下,也还在其延长线上,离开这个参照系,很多问题都无法交代。这个参照系已获得了类似通用语言的地位,没有对外国文学的了解以及当代文化的背景,文学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也会是悬浮或相当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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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以及为何讲授文学经典?

        新京报:在编选课程时,小说收录的比例远远大于诗歌,为什么呢?

        余斌:从某个角度说,这个选目里,诗歌是缺席的:即使里面有《伊利亚特》、《神曲》,它们也没有当作诗歌来讲,而是当作叙事作品,只是它们是诗体写成而已。诗歌讲究节奏、韵律,涉及语言的特点、精粹,是更有形式感的,翻译很难传达出来,要讲也是隔靴搔痒地硬讲。

        至于多选小说,还是因为这个文类比较“亲民”,我相信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读者而言,外国小说就等于外国文学,这当然有些遗憾,不过小说作为入门,还是相宜的。此外,西方小说从十八世纪开始升俗为雅,十九世纪蔚为大观,到如今已成为文坛上主流的样式,最具包容性的文类,吸引了最顶尖的作家,也代表了文学的最高成就。

        新京报:通常在编选经典作品时,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即文学史建构到20世纪中期便基本停止,很多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不会被列入教材目录——例如波拉尼奥、彼得·汉德克、A.S. 拜厄特等。你认为这是文学史性质的必然吗?

        余斌:教学相对于研究总是滞后的。以我所知,外国文学的教学更是滞后。文学史的建构是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它的目标,它的标准一直在变。确立文学经典不是文学史的唯一任务,但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文学史的确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经典”的确立,重要的一端是时间,一直到现在,“经典”的概念已大大淡化了,人们潜意识里还是多少相信“时间的检验”。这个时间究竟该多长,是以百年为单位,还是以十年为单位,没有一定之规,总的趋势,似乎是在变短。这当然与“后现代”的崛起有关,现在讲“多元”“相对”,后面其实是“平等”,——平起平坐的要求。但是“相对论”如果绝对化,“经典”就不存在了。现在写论文,喜欢用的一个词是“文本”,经典是“文本”,通俗小说也是文本,一样看待,将“相对”绝对化,成“主义”了,结果就是这样。

        一般而言,文学史的内容,总是离我们越近了,讲得就越详细,经如过去杨周翰的《欧洲文学史》,上册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下册全讲十九世纪。

        对“经典”的筛选过程还是“正在进行时”。“经典”是衡量的尺度,代表着按照一定标准形成的差序格局,暗示了优劣、高下、雅俗、精粗的区别。

        新京报:一部作品什么时候才能确认成为一部经典呢?

        余斌:虽然文学史一直在“重写”,但大体上,越往前越是静态,越靠近现在则“经典”的变数越多。

        标准总是越往前越严,比如十八世纪重点讲到十位作家,十九世纪可能就数倍于此数(远近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相对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远,也就相对静态)。

        “时间的检验”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定的距离可以更多带来判断的客观性。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足够的距离,才有可能采取“大历史”的视角。

        对于当代文学,我们还是“当局者”,所以过去当代文学被认为是不宜入史的。完成时的古代文学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正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是文学批评的对象;搞文学史的是scholar,从事批评的是critic。现在界线模糊了,但越往前的经典地位越稳固,这点没变。只有达成共识,才能产生经典,而达成共识需要时间。

        新京报:面对上述所说的无法收录正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的缺憾,你认为有什么可以进行弥补的方法?

        余斌:在文学院,大体是以开选修课的方式向下延伸,比如我们院里就开过“外国后现代文学”一类的课程。作品选读、精读类的课程比较自由,读什么是教师自定的。我开过一门面向外院系的新生研讨课“外国文学名著精读”,课上读过《霍乱时期的爱情》,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算是未入史又比较晚近的作品。

        《我的名字叫红》小说插图

        一部作品何时可以成为经典,很难说。经典是个弹性的概念,可以加各种的限定和修饰。其内部也是有高下的。好比奖项有省级,国家级,世界级的。有的作品在某个国家,放在某个时代堪称经典,放在世界文学中,几百年的时段中,可能就数不上了。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用canon而不是classic,就是要强调他在书中讲的那些作家作品是最重要的经典,构成西方文学“原型”,足以让一代一代的西方作家产生“影响的焦虑”的伟大作品。

        有必要做这样的区分,正说明经典内部也是分等级的。以我书里讲到的作品为例,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无疑是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但几百年后还是不是被尊为经典,就难说,这部小说和《堂吉诃德》不是一个档次的经典。所以不能笼统地谈经典,最好是在某种限定下谈。我在《讲义》里将不同档次的经典“混为一谈”,是出于可读性的考虑,还夹带了少许个人兴趣,后记里也交代了这一点。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新京报:那么会担心许多经典作品已经过时了吗,比如《大卫·科波菲尔》还有《红与黑》?

        余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不会过时,而且经得起反复阅读,常读常新。“过时”的反面是“永恒”,我看到中学语文卷上都有过有关文学永恒主题的题目,问有哪三个,给标准答案很搞笑,出现这样的题目则多少说明,冥冥中人们还是认为文学的永恒主题是存在的。这里的永恒是基于人性的不变,人的处境的不变。弗吉尼亚伍尔芙说“在1910年12月或前后,人性变了”,不能全看成故作惊人之论,或全然是俏皮话,她意在强调时代的变化,但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当然是没变,也不可能变。

        西谚“太阳之下无新事物”,至少就人性而言,绝对成立。这个世界的外观在变,“沧海桑田”当然是巨大的变化,因为人的存在,科技的发展,这种变化还是加速度,但人的规定性没变,仍是“两足无毛动物”(钱钟书语),人的处境没变,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面对的是同样的人生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一直在那里:“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法国作家马尔罗有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叫《人的境遇》(又译《人的命运》),写得不好,倒可以借用一下,古今中外的杰出作家,写的都是这个。无非是同一出戏在不同的时空里上演,作家以不同的形式、手法呈现而已。既然人性不变,人的处境不变,就此做出深刻回应的文学经典就不会过时。

        透过表象,我们可以说,“时”虽已过,“境”犹未迁。我们像古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体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一样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觉得经典作品与我们不相干,往往是因为我们缺少想象力,我说的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一种联想的能力,在文学经典呈现的世界与我们面对的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越是有时空距离的经典,越有“变形记”意味(时空距离也会造成“变形”),越需要读者有这种能力。

        “过时”的概念是越到后来才越强烈的,中外的古人都不大有“时代”的概念,因为古代世界变化得慢。

        新京报:即使某些作品有很强烈的时代背景也没关系?

        余斌:既使作者强调了时代背景,其作品也是跨越时空的。《红与黑》就是一个好例子。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法国复辟王朝时代一个下层年轻人往上爬的悲剧故事 ,司汤达甚至加了副标题“一八三0年纪事”来提示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他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不难对于连的故事产生共鸣。上世纪八十年代路遥中篇小说《人生》曾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主人公就被一些论者比为中国的于连。

        事实上不仅中国当代读者,所有出身下层希望改变身份的年轻人,都能从于连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要说年轻人在于连那里更有带入感,堂吉诃德引起的共鸣就是可以在不同年龄段发生的,钱理群有本书名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说的是中国的知识人,有人把王小波比做堂吉诃德式的人物,都是将文学人物与现实联系起来。当然书中世界与周围世界的关联有时曲折而隐蔽,发现其中的对应不那么轻松,经常也是需要契机的。

        《红与黑》小说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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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学生只是“看上去很美”?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当中文系的学生那可真是再轻松不过了,每天不用做实验不用背公式单词,也不用像历史社科那样读厚重痛苦的大部头专著,就读读小说,读读诗歌,诗情画意,随便怎样都能够毕业。你对此怎么看呢?

        余斌:读文学作品是不是当真那么轻松惬意?你若问中文系的学生,得到的答复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他可能原来是个文青,四年读下来离文学反倒远了。因为读什么,怎么读,和他的想象可能大不一样。且不说外人以为中文系就是读作品,事实上远不止文学作品,像文学史,文论,都有大部头专著,就专门性和难度而言,和其他学科没什么差别。即使读作品,也不那么轻松,不信你读《神曲》、【比特币峰值】《浮士德》试试?

        另一方面,要求不一样了,阅读不再是纯自发、业余的状态,你得能够分析一部作品,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是得下功夫的。所以中文系只是“看上去很美”。当然客观地说,因为作业少,没有标准答案,考试判分有模糊性等因素,中文系看上去的确好“混”一点,但也因为其相对于其他学科问“虚”,想好好学有所成就的话,那是无底洞。也可以说,相比其他专业易于标准化,中文系的学习更带有“修行在各人”的色彩。

        新京报:这类讲义,任何对文学感兴趣的人都能够来旁听,那么,与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相比,“中文系”的科班学生,他们的优势或者说专业性,应当在哪里呢?

        余斌:这样的讲义,我觉得应该属于“科普”的范畴,专业性的要求是满足不了的。本科阶段,对大多数学生,严格地说,还谈不上专业(个别“早熟”者是例外),有个兴趣的底子就好。

        新京报:通常会给学生布置什么样的作业?

        余斌:外人认为中文系念起来轻松,跟中文系作业少有一定的关系,——的确是少。我给学生的作业就是细读指定的经典作品。常常苦于没有足够的课堂讨论时间。我认为直接面对经典比在课堂上记笔记更有益,前提是真的认真去读了。

        最好的检验就是课堂讨论。相比独白式的讲授,这其实要求教师更多的投入。每次要求学生读的书,你得读一遍,读过的也要重读一遍,而“一言谈”的课,有时无须备课,须备课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教师其实也不亏,读或重读经典,与学生的讨论,也是一种充电,同时也是证明经典永恒性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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